而遵循主流发展思潮或是政治利益集团的影响来制定经济管理政策，可能导致的失败有时源于政府并未尽责、没有为持续的工业化进程提供必要支持。

高储蓄和低消费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清晰可循的地理模式。

而一旦分权，就遇到一个协调机制的问题。这就引出了我接下来要讨论的经济发展的机制问题。但是这个现象也要做具体的分析，不可简单下结论。上海是一个单位，上海又分区，区又是一个单位，上海边上的昆山、无锡，是一个一个的行政单位。要知道，把经济决策的权力给了地方以后，在全国总量层面上很可能会出现混乱和不稳定，这个问题非常困扰中国。

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很负面的现象往往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关，比如我们谈到的消费率、储蓄率包括基尼系数等都会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变化而变化，不能因为今天看到这些变量的值，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未来也是这样。经济增长与其说是行业扩张的现象，不如说是地区崛起的现象。因为有了分税制，中央与地方才实现了激励的一致性，消除了增长引发通货膨胀的体制根源。

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四小龙他们早期是靠什么？刚开始发展经济也需要钱，但他们有美国的美元援助。关键是要把眼光放得更长远，经济发展会引起结构变化，而结构变化会改变很多重要的经济变量间的比率。解决了激励机制问题，要加快经济发展，地方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开始加快资本的形成。再有十到二十年的时间，中西部经济的水平跟沿海的差距会基本消除，那时候中国人均GDP会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一。

所以，有很多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是线性的可是，在我们的计划经济时期，投资和经济活动的控制权总是不断在条与块之间反复折腾，始终没有解决好集权与分权、经济分权与行政分权的关系。

总的来说，分税制不仅实现了中央与地方的激励一致性，而且在地方层面上开始形成了一个促进经济发展的机制。这个问题是任何一个中国的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都面临的问题。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从1980年29%和40%下降到1992年的12%和15%，同时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迅猛增长。在这里面结构变化的因素变得非常重要。

我们的做法是这样的，我们把劳动收入与国民收入的比重分解到各个省份，看看能发现一些什么样的规律。张五常先生一直强调县非常重要，因为所有的土地资源都在县一级政府手里，因此一个省要实现增长的话，就要确保县（市）一级的增长。这个邀请让我不得不花时间去整理一下我以往从事的中国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片段，希望形成一个新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经验过程。这种组织架构对于经济增长来讲变得非常有趣，因为经济是由一个一个小的单位构成的，怎么实现增长呢？很显然，在体制上一定是要实行分权的，不能什么事情都在北京做。

关键是要把眼光放得更长远，经济发展会引起结构变化，而结构变化会改变很多重要的经济变量间的比率。另外，如果出口多为来料加工出口的话，那么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差额可以粗略地看作一国出口附加值的总和。

如果做更多的经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上述看法并没有充分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与机制。要知道，结构变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

到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以后，很多地方都开始想到用土地来解决公共储蓄不足的问题，因为要发展经济，首先就需要改善基础设施。政府通常以财政资金或者划拨土地等政府资产作为公司的资本金，而城投公司则利用对一些基础设施的定价权（如公用事业费、公路桥梁的收费权等）或者依赖政府未来财政收入流量来发行建设债券或者直接向银行借款。这就是说，说经济活动是在行政区划里面被组织起来的。但这并不能取代对分权体制下的协调机制的需要。他讲了这样一句话，说中国经济的增长是靠出口和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撑的。按照分税制的设计，1994年的税收返还（增值税和消费税返还）占据当年转移支付的70%，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中央对地方执行分税制的一种妥协，但由于这部分的增长速度要小于财政收入的增速，因而即使是妥协，这部分也会越来越小，另外的大部分将可以由中央政府来自由支配。

其次，分税制保证了在1994年推开的重要改革的顺利推行。在所有的生产要素里面，只有土地的回报是租值，而且长期来讲土地的租值是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上升的。

纽约大学的Nouriel Roubini教授7月26日在上海交大金融高研院做了一个演讲。怎么理解这个现象？从全国来看，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主要是收入分配政策不公造成的问题吗？未必。

北大的蔡洪滨教授做了一个研究，他用上百个国家的统计样本，讨论哪些因素会影响一个中低收入的国家成功实现向高收入的跨越。对家庭而言，这就是最大的消费开支。

我说我是中国的一个消费者，我知道自从我可以买自己的房子以后，我的消费开支的结构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虽然英国也有郡，美国也有州，但跟中国的行政区概念是完全不同的。现在大家都在批评地方融资平台，但我们要想一想，如果没有地方融资平台这个增加公共储蓄的机制，不能想象中国经济能够在条件非常恶劣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加快了经济发展的步伐，特别是上海和长三角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少说也有十多年了，但是这个到底有多大关系呢？其实关于基尼系数，有很多很多的研究，相同的基尼系数可以代表完全不同的收入分配状况。

所以，需要层层的分权。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有大量的经验研究发现，环境的质量跟人均GDP也是呈现Kuznets曲线的关系，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往往伴随环境恶化，而人均GDP水平达到一定的阈值以后环境又会变好。

不过，大家不应该忽略的一个重要经验是，资本的积累或者国民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和人均收入的提高而变化。来源: 东方早报 进入 张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转型 。

在1993年之后，透支被改为了政府向银行出售债券并开始整顿金融部门，对金融部门约法三章。最后，以增值税作为分享的主体有利于激励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专注，地方政府越是将重点放在发展经济上，这部分的税收也会增长得更快，因而增值税可以间接用来衡量地方政府的努力程度，各地方政府都将有限的财政收入用来改善基础设施，以此来吸引投资和扩大对外贸易，同时扩大了增值税的税基，因而增值税作为分享的主体保证了地方政府更加致力于发展地方经济。

所以，有很多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是线性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四小龙他们早期是靠什么？刚开始发展经济也需要钱，但他们有美国的美元援助。解决了激励机制问题，要加快经济发展，地方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开始加快资本的形成。很多人讲中国经济眼下过得去，但是长期有很大的问题。

事实上，GDP在统计上并不包含出口值，从支出法核算的角度讲，GDP包含的是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差额（也就是贸易余额）。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在统计惯例上房屋投资是计算到资本形成而不是消费支出里面的，但事实是，当我们刚经历可以买房子的阶段以后，每个家庭的消费支出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多的积蓄去购买住房了。

因为在当时的财政包干体制下，地方政府有隐瞒财税收入的强烈动机，比如将预算内的收入转移到预算外，形成庞大的预算外和体制外收入，这就逐步削弱了中央对于宏观经济的控制力。深圳的个案经验之所以变成之后的流行模式，就是因为它确实为地方政府突破这个储蓄短缺的约束找到了出路。

地方政府拥有了越来越多的预算外和体制外的收入，使得中央政府的支出只能依靠货币超发来支撑。这就意味着，GDP当中包含的来自出口部门的贡献只有大约12%左右。